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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70年丨58年前，中新社专访了李四光……******
新闻是历史的初稿。
在八月中旬的一天，在中新社香港分社的一个房间里，从沉寂了几十年的新闻稿件里，我分明闻到了历史的味道。
那是一捆捆用牛皮纸、塑料绳打包好的《中国新闻》电讯稿刊，牛皮纸上有毛笔或钢笔书写的“中国新闻，19XX年X月——X月”字样，它们刚被同事们从仓库里搬出来，解开绳子，从泛黄的书页中散溢出的陈年的味道，即使是戴着口罩也闻得到。
尘封的稿件
“是为了庆祝中新社成立70周年要整理资料吗？”我首先想到的答案被中新社香港分社技术部主任唐建生老师否定了。
他告诉我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日前致函中新社总社称，《李四光年谱》中提到，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在1964年为中国新闻社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专论。
但中国科协没有保存资料，希望中新社协助，而中新社总社现有的资料中，也没有发现这篇文章。
于是，寻找尘封58年新闻稿件的任务，落在了中新社香港分社身上。
中新社香港分社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规模最大的分社，也是中新社在境外建立的第一个分社，始建于1954年6月，后成立“《中国新闻》代销处”，出版发行港版的《中国新闻》，刊印中新社电讯通稿，代销中新社电讯通稿、图片、专稿。
在中新社香港分社供职38年的市场部副经理吴育生老师是地地道道的港人，1984年入职时在发行部，参与印刷、装订、发行工作，对《中国新闻》电讯稿刊的过往再熟悉不过，寻找专访李四光稿件的任务自然而然就由他担纲了。
▲唐建生(左)、吴育生(右)在成堆的稿刊中寻找58年前的稿件但关于这篇稿件的信息是模糊而有限的，只知道年份，只知道关键词是“李四光”。好在《中国新闻》电讯稿刊封存时候标注有年份，吴育生老师找出1964年的所有稿刊，循目录和标题逐页寻找。
因为保存得当，即使时光久远，这些“故纸堆”没有遭受蠹虫的啃噬，没有遭受潮湿的侵蚀，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稿刊用纸薄如蝉翼也完整无缺，铅字排版的印刷也清晰如昨。
回溯历史
翻开一本本电讯稿刊，仿佛进入时空隧道，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新闻跃然纸上，令人感慨。
逐页翻至1964年9月16日时，目录中出现的标题《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》，让吴育生老师眼前一亮。这篇消息的导语是这样的：
中国新闻社北京15日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、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最近对本社记者说，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，科学技术队伍迅速壮大，仅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学研究人员，就比解放前增加一百倍以上，其中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人。
文中还提到，李四光说，旧中国给许多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：似乎中国人不出国留学，就不能成为像样的科学家。
当然，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，但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。
消息的结尾写道：李四光最后说，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迅速成长，是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成就。他作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，看到科学事业有了优秀的接班人，感到无限欣慰。他深信中国的科学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，在新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将会更迅速的发展。
1500字的长消息，对于以“中新风格”享誉新闻界的中新社报道来说，实属罕见。后经上报总社并和中国科协确认，这条中新社消息就是《李四光年谱》中提到的文章。
稿件找到了，而我对于这些“故纸堆”的兴趣却更浓了，我开始从中寻觅、了解中新社的历史。
▲最早一期的《中国新闻》电讯稿刊发行于1954年2月13日。遗憾的是现存稿刊是在1954年2月14日发行的第二期。稿刊为竖排，标注着“中国新闻社编印”，登记证为：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登记证新字第十五号，定价每份人民币一千元(折合现行人民币一角)、港币两角。注册地址则有两处：广州市惠福西路毕公巷十二号，广州市邮箱三零七号；北京市王大人胡同六十七号，北京市邮箱五十四号。
▲在收录着《李四光谈青年科学技术队伍的成长》一文的1964年9月16日那期，是第3823期，稿刊信息唯一的变化在于定价，调整为每份人民币2角5分、港币6角。
▲1991年9月2日的第91208号稿刊为竖排，发行方为“中新社香港分社”，注册地址为：香港轩尼诗道三四二号九楼，定价已不再显示。
▲1997年7月1日发行的第97129号《中国新闻》稿刊，为激光照排，依然是繁体字，但变为横排。据吴育生老师介绍，他1984年入职时，还是总社把手抄的电讯稿传真过来，香港分社据此打字排版再印刷出来，因为主要是发给海外报章和海外华侨去看的，所以一直用繁体字。
他也会按照之前老同事按月整理装订的方法去做好资料留存。
中新社前辈们用他们的辛勤笔耕为新中国留下历史的初稿，而在目前翻阅的有限稿刊中发现，1964年10月前的所有稿件，都没有留下记者的名字。但正是这些前辈，为成立初期的中新社描绘出“中新风格”的底色。
于2000年11月入职中新社的我，看到的《中国新闻》稿刊，已经是总社发行的简体字十六开活页本，登记证号为中国第一刊号：CN11—0001。
后来，活页稿刊被图文并茂的彩印《中国新闻》报所取代，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，清新活泼的《中国新闻》报无论是在代表委员驻地，还是在人民大会堂、梅地亚新闻中心，都是一纸风行、广受欢迎。
弹指一挥间，2022年10月，中新社将迎来七十华诞，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中新社，把所有的荣光都沉淀在“中新社电”的字里行间，为历史留存真实、生动、多元的初稿，而作为一名中新社记者，与有荣焉，不敢懈怠。
作者：索有为
“舌尖上的罂粟壳”为何屡禁不绝？****** 火锅、羊肉汤、卤制品成添加罂粟壳重灾区 “舌尖上的罂粟壳”为何屡禁不绝？ 在火锅汤料、卤味熟食中添加罂粟壳，几乎已成为不少餐饮从业者为吸引顾客铤而走险的公开秘密。 2月1日，四川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一起典型案例，米易县一家羊肉汤锅店主余某在羊肉汤里掺罂粟壳，将煮出来的羊肉卖给顾客食用。最终，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，判处被告人余某有期徒刑十个月，缓刑一年。 记者梳理100余起案例发现，火锅、羊肉汤、卤制品等都是添加罂粟壳的重灾区。多数被告人供述称，加罂粟壳在食品中是为了“提味增鲜”“吸引顾客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多数被告人系初犯，犯罪情节较轻，适用缓刑多。有专家曾发文指出，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之所以泛滥，关键在于违法成本过低。 案例：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 羊肉汤锅加罂粟壳 40多岁的余某家住四川省米易县，他与妻子在当地经营一家羊肉汤锅店，主要售卖羊肉汤锅和羊肉米线等。2021年9月中旬，余某感觉身体不适，刚好店门口来了一位卖中草药的老人，他便叫老人配了两副中药。配完药后，老人告诉余某，在羊肉汤中加入罂粟壳，能够让羊肉汤和羊肉味道更加鲜美。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，他便花了30元钱，在老人那里购买了3颗罂粟壳。2021年9月21日晚，余某在准备煮羊肉的香料包时，把3颗罂粟壳搓碎后添加在料包里。次日早上，他把添加了罂粟壳的料包放在锅里和羊肉一起煮，然后给顾客食用。 后执法人员将余某售卖的羊肉汤查获并送检，检验出含吗啡143毫克/公斤，检测结论不合格。余某如实供述其在羊肉汤中添加罂粟壳的犯罪事实。 探因： 为何屡禁不止？ 利益驱使、违法成本较低 据悉，罂粟壳属于国家公布的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品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》中的物质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规定，应当认定为有毒、有害的物质。 不容忽视的是，罂粟壳食用后或对人体产生危害。此前，有执法人员向记者介绍，罂粟壳是毒品原植物，里面含有可待因、吗啡等物质，如果长期食用的话，会造成人注意力和记忆力功能衰退，严重时可能对神经系统、消化系统造成损害，出现内分泌失调，甚至导致呼吸停止而死亡。 2021年5月，四川攀枝花市西区，一家羊肉米线店为了招徕顾客，连续两天将家中存放的罂粟壳粉，添加在羊肉汤内供消费者食用，有群众吃了米线之后尿液检测呈现阳性。 违法添加罂粟壳为何屡禁不止？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驱使。记者梳理相关判例发现，多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称，加罂粟壳在食品中是为了使其味道更好。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添加罂粟壳，是因为听闻：“在食品中加入罂粟壳能增加食品的鲜味，甚至让人上瘾，增加回头客。” 2018年，《人民检察》发表的《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问题实证分析——以40起案件数据为样本》指出，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之所以泛滥，关键在于违法成本过低。司法实践中，由于“罂粟壳”案件缓刑适用率偏高，再加上判处的有期徒刑刑期有限，大大降低了行为人的惩罚成本。 成都商报－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 [责编：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（）  视觉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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